2009年被认为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年。按照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确立的“巴厘岛路线图”,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国际社会应就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协议。否则,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将导致人类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遭到重大挫折。也因为此,这次会议被广泛视为人类遏制全球变暖行动最后的一次机会。而会议的焦点,就是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将承担何种责任。其结果将对各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同样也会影响到各个能源企业的战略规划和战术选择。目前,哥本哈根会议已进入倒计时,而中国的准备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2009年10月30日,北京王府井(600859,股吧)励骏酒店。

    尽管北京街头早已寒风凛冽,但酒店内正在召开的“2009(首届)中国能源企业高层论坛”却人头攒动,暖意袭人。下午的“新能源分会”上,最后一个出场的是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华。作为国内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专家,他的演讲题目定为“展望哥本哈根气候协定”。

    主办方如此安排论坛压轴显然颇具深意——再过25天,哥本哈根这座北欧城市就将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届时,被喻为“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全球性气候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将在当地召开（下称“哥本哈根大会”）。

    对人类而言,这是一轮关乎命运与存亡的大博弈。但由于太多的利益纠葛,人们对此次大会立刻就诞生一项新的能够替代《京都议定书》的减排协议不抱太大希望,“更可能的结果是先宣布一项政治框架协议。”潘家华在论坛上说。

    而对中国来说,它更像一道直面压力和挑战的斑马线——因为一旦大会无果而终,外界普遍担心中国可能会“背黑锅”,并将在贸易领域遭遇更多麻烦。

    为此,中国有必要在世界面前有所行动,以兑现前不久做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的承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借此次气候大会之机’催化’一批新能源产业政策的可能性很大。其中最有可能发布的是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凤起昨天对本报记者说。

    现实:先订框架再谋实质？

    业界一直以来认为,人类的底线是要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甚至更低,一旦超过2摄氏度全球变暖就会超出可控的范围,那时即使人类想采取补救措施也没有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升的趋势必须在2015年前得到扭转。在这一背景下,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大会就被赋予了沉重而艰巨的历史重托。

    但由于太多的利益纠葛,人们对此次大会立刻就诞生一项新的能够替代《京都议定书》的减排协议不抱太大希望。

    “一个国际气候协定的出台有三个基本点:一是科学认知;二是政治意愿;三是经济上的利益。目前,前两个基本点已趋同,只有最后一个分歧很大。”潘家华说,“从经济上考虑,发达国家担心一旦减排,现实的经济代价太大;发展中国家则担心现在减排将约束长远的发展空间——这样一来就南辕北辙了。”

    而这也是他认为哥本哈根大会很难达成实质性减排协定的原因。

    另一方面,长期占据全球排放第一大国位置的美国,其国内的政治压力也是阻碍减排的一大牵绊,“毕竟,美国能否履行义务还需要看国会是否授权。”潘家华说。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气候谈判代表上周说,虽然12月份哥本哈根会议的最后期限在即,但可能还需一年时间才能敲定气候协议的细节。此外,参与气候谈判的中国外交部官员近日也表示,“实际谈判将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这次会议将会是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抉择:中国减排之路

    和美国一样,已跻身全球最大排放国之列的中国势必也会成为此次气候大会一系列博弈和争议的中心,其在减排方面的一举一动同样牵动着气候大会各方的神经。

    潘家华向记者谈到他此前在纽约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时的一段小插曲。那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当时坐在我身边的是毛里求斯首相,他问我,胡主席承诺的15%属于是电力能源还是总能源的15%？现在水电已经了占15%—17%,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应该是总能耗的15%。他随后说要做到这样你们很难。可见,这些小国家对中国还是很有研究的。”潘家华说。

    他认为,中国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究竟比2005年“显著下降”多少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深度减排能达到多少,“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取决于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对中国减排的支持。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和资金,’显著下降’也会打折扣。”潘家华说。

    在他看来,中国在有些方面是不可以承诺的,例如绝对的减排量;另一些则需要慎重考虑,例如温室气体的排放峰值——有人说是2025年,也有说是2035年。

    希望:减排未动政策先行

    不过,在不少观察人士看来,一旦此次大会无果而终,中国面临的压力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甚至可能“背上黑锅”。这催促中国必须适时有所行动,向全世界兑现承诺。

    “尽管谈判结果很难预料,但中国至少要在行动和努力上有所表示——发布《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就是一方面。”长期为政府能源问题提供咨询的权威专家周凤起对本报记者说。据他透露,已有中央高层暗示,这份业内呼唤已久、备受期待的规划将在哥本哈根大会前发布。

    至于规划内容,“最多是数字上的变化,总体精神和原先已经披露的差不多。”据周凤起介绍,规划目标中风电到2020年的发展底线就是1亿千瓦,而光伏到2011年的目标是200万千瓦,到2020年的目标为2000万千瓦。

    除了产业规划外,周凤起表示,年内还可能出台《可再生能源发展指导意见》,目标是健全产业发展。此外,光伏上网电价也可能确立,“这是与振兴规划相匹配的,因为如果没有上网电价,规划等于零。”

    不过,对于业内呼唤已久的碳税方案,他认为目前还未到出台的时机。

    对此,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孟宪淦认为,新能源产业规划仍存在过于庞大的问题,“但光伏上网电价的确立可能会提速。但和原先业内预期的不同,今后可能不会有全国统一的上网电价,而采取区域定价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