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4日，浙江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习近平在讲话时提醒说，“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我们要沿着既定的方向，逐步展开发展的蓝图。”

5年前，49岁的习近平从福建调任浙江，成为中国惟一形成“民有、民营、民享”之民本经济格局的经济大省的“封疆大吏”。这位被外界评价为“性情谦和，为人平易，但是做起事来却毫不含糊，甚至颇有铁腕风格”的官员一上任，即面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后继乏力、产业层次低下等种种难题，习将如何设计浙江民营经济格局的未来，备受关注。

2006年，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4.1%，首次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出口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09亿，增长31.4%。习近平说，“浙江经济结构调整有了可喜的改善”，“这是国家宏观调控倒逼机制所产生的良好效果”。

主政浙江

习进平曾在福建省任职17年半，在习2002年10月调任浙江前，福建已成为继浙江之后的另一个民营经济大省。

2002年末，习近平来到浙江，开始面对一个比福建更为根深叶茂的民本经济体系。浙江人多地少，资源贫乏，改革开放前，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是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正是在这种不利因素下，浙江为中国市场经济培育了最早的主体——60多万家中小民营企业，约占浙江全省企业总数的99%。

上任不到两个月，习近平就到宁波、台州、温州考察调研。调研中，他多次提出“要鼓励民营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努力建设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事实上，从主政浙江始，习近平就开始面对一个浙江经济增长的困局。一些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已经浮出水面，比如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企业产业层次低下、创新能力不足等等。

2004年，浙江开除出现“地荒”、“电荒”、“水荒”、“技工荒”等问题。《2004浙江省能源与利用状况》白皮书预警说，“浙江能源自给率已经降低至4.5%，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95%以上要花钱买来”。

当年6月，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浙江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把四荒提炼为“耕地锐减、能源困局、环境污染和投资代价趋大”，认为出现以上现象暴露出的是一种增长方式的不当。

有调研报告说，浙江省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而投资率的上升已接近“极限”，浙江再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

随着2004年宏观调控的开始，浙江固定资产投资经历了大幅下降的轨道：从2003年的38.9%下降到2004年的20.2%。与之相对应，浙江的经济增速也开始下滑，2004年增长率全国排名第21位。

浙江开始思索如何进行增长转型，甚至有人开始反思“浙江模式”，种种争论不绝于耳。

倒逼下的腾笼换鸟

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让浙江的民营企业开始感受到沉重压力。10月，《经济参考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访问浙商代表人物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的文章，题为《鲁冠球透露万向“常青树”秘诀：宏观调控教我们“科学赚钱”》，报道刊出后，习近平很快在一次全省大会上作了引述。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习近平抛出了他的“倒逼”论调。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浙江必须凤凰涅槃，浴火重生。”2004年，浙江GDP超万亿、成为第四个“万亿俱乐部”成员。之后的一次浙江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说，浙江目前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浙江省政府作出浙江经济“腾笼换鸟”的决策，全面实施产业转型。

2005年，《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出台，紧接着，汽车及零部件、仪器仪表、化学原料等11个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点行业发展规划陆续发布，全省性规划与各市、县乃至龙头企业的规划全面对接。一份《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及产品导向目录》，又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引导的重要方向。

而当年年末出台的《浙江省限制和淘汰制造业落后生产能力目录》更是把浙江进行产业升级的紧迫心情表达的淋漓尽致。该目录全面界定“落后制造”涉及9大行业、430项技术，其中不乏内地省份尚在重点扶持的产业。浙江省经贸委要求各有关部门对于进入“黑名单”的“落后制造”不得违规办理新建、改扩建等手续，不得颁发新的各类行政许可证照，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企业应制定规划限期淘汰。阵痛之后，浙江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转变。2007年浙江“两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06年浙江省实现生产总值156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593亿元，增长1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25亿元，实际增长14.1%；进出口总额1392亿美元，其中出口1009亿美元，分别增长29.6%和31.4%。其中，消费增长首次超过GDP增长速度。

按照规划，浙江2007年GDP增长目标是10%以上，新增财政的2/3以上都将用于民生方面。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则在12%以上。

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浙江提出“推动产业升级”开始，就有人担心，政府力推经济转型，有可能唤醒当地政府蛰伏多年的控制欲望。

外界认为，习近平是“一个坚定的有限政府论者”，而这正好契合了他作为一个民营经济大省领导者的身份。当年任职福建时，习近平就对政府的定位有独到的见解。当时他提出，要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要建设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务，后来，他又将建立服务型政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04年初，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万人问卷大调查，调查显示：群众对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办事周期的要求比较迫切；反映问题比较集中的是行政执法部门、行政审批部门和垄断行业。

当年11月，浙江省颁布《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该《办法》在全国首创，被概括为“庸官问责”制。所谓“庸官问责”制，是指拥有公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工作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机关工作秩序和效能，损害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就要受到追究。

习近平曾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2005年，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清晰地阐述他的施政理念，“政府如何为民营企业提供方便呢？过往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政府要做有限的政府，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自己定位准确，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该管好的事情上，把那些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

“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中国社科院政治所副所长房宁在对“浙江经验”调研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浙江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但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市场经济。浙江成功的真正奥秘在于：把市场的自发力量与社会的自觉力量协调起来，把市场的活力与科学规划、政府调控结合起来。

哈耶克的最后一部巨著《致命的自负》围绕人类发展的扩展秩序进行论述，冯兴元曾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浙江模式”很可能就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这种秩序完全自发形成，而且可以不断扩展。

冯兴元认为，“这种模式下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不同于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要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其次，在市场失灵或竞争失灵时可采取与市场一致的过程政策，它的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这种介入不在于扭曲经济，而在于为市场竞争打通道路，并以此为限。浙江的总体情况是符合以上这些理念的。”

习近平经常在讲话中引用这样一句话：“为政以德”，这句出自《论语》的话全文是这样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