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中国式”生存
“英特尔的成长中,大半时间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相关。”回顾改革开放,英特尔中国大区总经理杨叙十分感慨。
23年前,英特尔用两个人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办事处。23年后,英特尔在中国投资近45亿美元,员工超过6000人。
数字变迁背后,这些国外企业在中国发展遭遇了怎样的巨变?或者说,它们在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战略尝试
1979年,邓小平接见来访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希望他介绍一些美国高科技公司来中国开展合作。基辛格介绍了惠普。随即,惠普公司创始人戴维·帕卡德应邀访华。这成了中美高科技产业合作的“破冰之旅”。
同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就在这一年,惠普赢得了联合国开发署(UNDP)在北京安装5台HP3000的投标,这是惠普在中国做成的第一笔计算机生意。
此时的英特尔与中国,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关系,它刚刚推出8088微处理器,首次进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6年后,英特尔在北京民族饭店设立了一个两人办事处,没有任何投资。“那时的英特尔还看不清中国市场的潜力,处在一个‘战略性尝试’阶段。”杨叙说。
某种程度上,“战略性尝试”是这个阶段所有国外企业的选择。尽管惠普与中国做成了第一笔计算机生意,但直到1985年,才在中国成立了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IBM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70多年前。1934年,IBM就为北京协和医院安装了它的第一台商用处理机。此后,战事频繁等原因隔断了IBM与中国的联系。改革开放后,IBM再次进入中国。1979年,IBM为沈阳鼓风机厂安装了一台IBM370型计算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安装的第一台IBM中型计算机。然而,这一次并不是IBM主动推销自己,而是中国找到了他们。那时的中国IT产业,开始与国际信息产业初步接触与合作,通过合资、技术合作等手段,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
如同IBM、英特尔一样,众多国外企业此时抱着一个相同心态:谁也不确定中国开放政策道路怎么走,谁也不确定中国市场到底有多大。没人敢低估中国这一新兴市场的潜力,但也没有人能确切指出,如何才能将这种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效益。
1986年,中国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外资企业法。然而,国外企业仍是在观望中学习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即便是比尔·盖茨,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穿着牛仔裤来到中国时,也未确立投资的决心。在1988年,英特尔也只做成了一笔生意:中国航天部引进了英特尔的一种工控技术。
大举进入
上世纪90年代初,摩托罗拉(中国)公司前总裁赖炳荣时任英特尔副总裁,他与时任英特尔CEO的安迪·格鲁夫有一段有趣对话。
“我们现在该不该到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投资?”格鲁夫问。“如果中国崛起,如果1亿中国人用非英特尔芯片的电脑,英特尔就面临被淘汰出如此巨大市场的危险。”赖炳荣回答。
“那中国人有钱吗?”
“我在摩托罗拉工作的太太说,大哥大那么贵,中国人都会提着钱箱去买。”
实际情况是,此时的中国IT市场,正在悄然变得热火朝天。1990年,中国市场带给了IBM有史以来利润最好的一年,中国也在这一阶段取消了电脑产品的进口许可批文,并大幅度下调关税。这一政策出台后,国外企业如同看到黑暗中的黎明,纷纷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以PC市场为例,到1993年,国内市场前10名都是国外企业。
在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看来,上世纪90年代是国外企业在中国真正起步或者是发展的阶段,很多国外企业也在国内成立办事处,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在中国成立分公司。
1991年,IBM中国成立;1992年,微软进入中国设立代表处,三星成立中国合资企业;1994年,思科进入中国,AMD大中华区成立;1996年,索尼中国成立,惠普中国制造部门成立……
1994年,格鲁夫和贝瑞特首次访华。“上海到处都是拥挤的车辆,繁华的商业活动,巨人真的觉醒了。”贝瑞特回忆。
一年后,英特尔在上海设立了一家100人左右规模的软件研发中心——英特尔技术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从此,中国在国外企业的版图上,正式进入中国制造时代。
中国生根
基于中国规模庞大的劳动力,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外企业纷纷在华设立制造工厂,中国制造由此闻名全球。
但在中国建厂,最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英特尔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时,在闵行的拆迁等工作都完成了,不料风云突变,国家决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征税。恰恰英特尔选定的闵行就是收税地区,尽管政府又恢复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免税政策,英特尔也在浦东“保税区”另选了一块地,但也无法再回闵行。
这让一些国外企业担心:中国政策波动是不是会很大?此时,中国浦东大开发轰轰烈烈,以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决心不变;中国互联网飞跃发展;联想集团也在中国香港成功上市。一切都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绝不动摇。
1995年前后,英特尔与联想推出“万元奔腾电脑普及风暴”,英特尔一下成功占领了中国绝大部分市场。格鲁夫在公司会议上画了一个倒三角,最上面是中国整体经济,中间是中国IT,最下面才是英特尔。
与此同时,为适应中国消费者,引入更多的本地化设计元素,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成为国外企业的全球研发核心之一。比如微软,1998年11月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北京成立,3年后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成为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研究机构。
为了能更好在中国扎根,绝大多数国外企业都选择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来管理和开拓中国。英特尔中国大区总经理杨叙、微软中国前总裁唐骏、IBM大中华区前总裁周伟焜、谷歌大中华区CEO李开复等一个个明星人物,得以在国外企业中长袖善舞。
中国创造
1998年,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2003年9月,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5年,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每一项政策出台后,英特尔、惠普、微软、IBM等国外企业总是纷纷响应,动作不断。
2008年6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番让所有国外企业热血沸腾的改革开放30年演讲,强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科学发展道路,希望美国开放更多的高新技术,推动产业的升级发展。
几天后,贝瑞特第13次访华。贝瑞特说,英特尔公司以及自己本人在近10年来,也曾多次向美国议员们上下游说,试图推动美国放宽对华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进出口限制,将中国制造更多升级为中国创造。
迄今为止,英特尔已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投资超过 70 家企业,近 30 家公司从总额为 2 亿美元的“英特尔投资中国技术基金”中获得投资。更重要的是,中国已成为英特尔除美国本土之外配备最全的一个市场,英特尔在印度是研发,在日本是销售,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是生产,唯独在中国,美国本土有的功能和部门中国都有。“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创造中心。”杨叙说。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英特尔、IBM、Sun、微软、诺基亚、西门子这样的公司早就以中国创造的心态来投资中国。AMD更是向中国转让了x86技术,帮助中国进行自主创新,同时也使AMD更好地参与到中国的战略发展中。
1978年到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这30年是国外企业和中国IT共同腾飞的30年。在全球市场中,中国日益成为国外企业巨大金矿。在这些跨国企业的财报中,在欧美经济环境不景气情况下,中国却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一个微小数据证明了一切,在佳能2008年第三季度的财报中,全球业绩下滑6.2%,中国区却增长28%。
站在改革开放下一30年的门槛,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的说法代表了所有国外企业的心声:与中国IT产业一道,致力于中国IT产业发展,将下一个30年,打造成中国创造30年。
核心力的惨烈竞争
这中间,有一个至今星光闪耀的名字:史玉柱。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这个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安徽青年,其经历变幻超越了任何一本精彩小说。
1989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引发大讨论。史玉柱也站在了改革开放前沿深圳的街头,怀中是借来的4000元钱和M-6401汉卡。两年后,“巨人”这个名字响彻中国,并随后登上了“大陆富豪排行榜第8位”, 赫然成为中国IT行业领头军。然而,史玉柱一开始就陷进了狭隘的经济陷阱中,顷刻间,史玉柱的财富灰飞烟灭,自己也沦落为负债2.5亿元的“中国首负”。
谁也不会想到,这只是史玉柱诡异传奇的开始。几年后,他卷土重来,又一次身家过亿,声势远远超过当年鼎盛时期。
此时在中关村,已从卖汉卡升级到卖PC整机,中国PC市场开始形成与发展。整个中国涌现出实达、四通、同创、柏安、八亿时空、沐泽、大亚东海、康佳、熊猫等三四十家电脑品牌。然而,由于企业品牌核心竞争力、管理的缺失,到1995年,只留下了联想、长城、同方、方正、浪潮、紫光等不足十个品牌。
此时管理者发现了新的世界。张瑞敏在海尔提出了“OEC”(日清日高)管理,这当是“中国式管理”的最初结晶。海尔,开始成为一面旗帜。
两年后,一场价格大战在彩电业上演。1996年4月,国家将进口彩电关税下调12.5%,长虹随即打响价格战的第一枪。但价格战最终成为国产彩电饮鸩止渴的疼痛,导致国产彩电陷入毫无核心技术竞争力的尴尬之中。
价格战在2001年被神舟电脑转移到了PC行业。1996年的神舟电脑,其前身新天下集团刚刚出现在深圳市工商局注册名单里。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匹黑马将在未来震惊和改变整个PC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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